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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【榜樣力量】周恩來:嚴守機密的光輝典范

      發布時間:2019年05月14日 閱讀次數:

      回憶周恩來注重保密工作的光輝事跡,既是一種緬懷,更是一種學習和提高。繼承發揚周恩來優良的保密工作精神和實踐,對于各級領導干部和廣大涉密人員強化保密意識、維護國家的安全和利益,都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。

      恩愛情侶不知對方身份

      周恩來、鄧穎超夫婦從參加革命斗爭的初期起,就具有強烈的保密意識。他們入黨的時間不同,地點各異,建黨初期也沒在一起工作,所以相互不知道對方是什么時候入黨的。戀愛期間,他們在通信中也從不涉及黨的機密,只談理想和情感。直到1924 年 9 月,周恩來自歐洲回國后,經過組織溝通,他們才知道對方都是共產黨員。1925 年 8月,兩人結婚后經常相互提醒,在任何情況下都要嚴守黨的紀律,保守黨的機密。

      1926 年冬,黨中央決定周恩來去上海,組織領導上海工人舉行第三次武裝起義,而鄧穎超仍留在廣州。行前,周恩來對去上海的任務守口如瓶。直到 1927年 3 月 22 日,震驚中外的上海工人起義取得勝利,鄧穎超才知道起義是由周恩來領導的。

     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,周恩來擔任了開國總理。自1949 年9 月起,一直在中南海西花廳工作和居住了 26 年。他的辦公室同時是一個小型會議室和保密室,除了工作需要,任何人不得隨意進入。這間辦公室和保險柜的鑰匙他始終帶在身上,睡覺時壓在枕頭下,有外出任務時,才把鑰匙密封好交給鄧穎超保管。有一次他走得匆忙,直到臨上飛機才發現鑰匙還在口袋里,于是他把鑰匙封好讓一位同志轉交鄧穎超。而每次回來的時候,見到鄧穎超的第一件事,就是把鑰匙取回來。

      1964年10月16日,我國第一顆原子彈試驗獲得成功。此前周恩來向主管負責人說:這次試驗,全體工程技術人員都要絕對注意保守國家機密,只準參加試驗的人員知道,不能告訴其他同志,包括自己的家屬和親友。他特別強調:鄧穎超同志是我的愛人,黨的中央委員,這件事同她的工作沒有關系,我也沒有必要跟她說。直到當晚 10 時,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出了我國首次核試驗成功的新聞公報,鄧穎超才知道此事。

      周恩來身患癌癥后,有一次對鄧穎超說:我肚子里還裝著很多話沒有說。鄧穎超回答:我

      肚子里也裝著很多話沒有說。他們知道最后的訣別即將到來,卻都把不該對方知道的秘密埋藏在各自心里,體現出高度的保密意識和責任。

      保密工作要為黨的中心任務服務

      南昌起義之后,1927年8月7日,黨中央在漢口召開八七會議,要求全黨轉入秘密斗爭,提出“工人運動、農民運動、學生運動都要做好保密工作”。此后黨中央成立了以周恩來為主要領導的秘密工作委員會,由他主持制定了《中共中央秘密工作條例》等保密工作文件,成為我黨最早的保密工作文獻之一。

      1927年秋,為適應對敵斗爭需要,中共中央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中央特科,由軍委主席周恩來直接領導。當時特科的主要工作是為黨中央設立秘密辦公地點。為保證黨中央的安全,周恩來為特科制定了極其嚴格的保密紀律,如所有工作人員都是單線聯系,一切活動內容必須嚴格保密,不能向包括自己親屬在內的任何人泄露。隨后,特科為黨中央建立了三個秘密工作點。黨中央機關遷到上海后召開的幾次中央全會,也是由特科布置的會場。

      1940年1月,國民黨頑固派背信棄義,制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。消息傳到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,大家都義憤填膺。與此同時,黨中央兩次急電,特別要求周恩來盡速離渝。周恩來慎重考慮后,向黨中央表示不能撤離。

      1月17日,局勢進一步惡化,周恩來召集辦事處工作人員開會,他說:反動派搞突然襲擊的可能性很大,他們主要目的是想攫取我黨機密,如密碼、文件、地下黨員名單,破壞地下黨組織,打擊同情我們的愛國民主人士,我們決不能讓其得手。如果我們被抓起來,要堅持不泄露黨的機密。遵照周恩來的指示,辦事處立即成立了保密小組,制定保密條例,并立即嚴格執行。各部門迅速清理機密文件,全部焚毀;必須保存的密碼寫在薄紙上,可以隨時銷毀;辦事處內部配備報警裝置和石灰包、沙包,以便遇到突然襲擊時可以一面抵抗,一面發出警報,爭取時間燒毀文件。

      由于周恩來始終把保密工作放在極為重要的位置,在他的領導下,有力地維護了黨的機密,為黨奪取革命斗爭的勝利作出了不可磨滅的巨大貢獻。

      要求秘書嚴守保密紀律

      每個秘書到周恩來辦公室工作,他與秘書的第一次談話除了提出如何工作和學習外,特別強調的是遵守保密紀律。

      他要求秘書這樣做,自己更是身體力行。平時涉及重要事項,他都用專線電話。他的辦公室和臥室都裝有專線電話和加密機,有時加密機出現故障,他仍然堅持加密后再通話。對涉密會議,周恩來都事先對參會人員、工作人員名單進行審查,并提出具體要求。如工作人員可否在場、服務人員是否可以進入會場倒水等細節作出明確交代。他每次參加會議均自己做記錄。去世后,他留下幾大皮箱手跡,其中屬于黨和國家秘密的,他都分門別類放在保險柜里。對密級高、時間緊的文件,他都要求專人專送專辦。

      辦理急件,即使是深夜,他也把秘書找到身邊親自交代,并要求及時向他匯報辦理結果。周恩來一直堅持不該知道的事情不要知道。每次秘書跟隨他乘車外出,在車上他給秘書布置任務前,先按下電動按鈕,待玻璃隔斷升上來將前后座位隔開,這才向秘書布置任務,之后再按電鈕把隔斷放下去。他這樣做不是對司機和警衛人員不信任,而是盡量減少知悉者,縮小涉密范圍。

      周恩來注重保密工作,但從不搞神秘化,而是實事求是。有一位公安部門的負責人,每次給周恩來報送材料的信封上都寫上“親啟”“特急”“絕密”。有一次他啟封閱看后笑著對秘書說:“這位同志親自寫報告、寫信封是好的,字也寫得十分工整用心,但每次都注上‘特急’、‘絕密’也沒必要。如果沒有輕重緩急,都是急事也就不急了,都是絕密也就沒密了。”

      保密精神令基辛格欽佩

      1971 年 7 月,美國總統安全顧問基辛格秘密訪華,消息一經公布,世界為之震動。

      周恩來和基辛格共同秘密操作,并采取了極為嚴格的保密措施,是基辛格秘密訪華成功的關鍵。在嚴格的保密措施下,1971 年 7 月 1 日,基辛格一行從美國起程,途經西貢、曼谷、新德里,8 日抵達伊斯蘭堡,然后采取“遁身術”,于 9 日凌晨 3時秘密登上一架巴航飛機,在當天中午到達北京南苑機場。周恩來特別安排基辛格住到釣魚臺國賓館,并親自檢查警衛、接待工作和保密措施,做到周到有禮、萬無一失。

      基辛格在北京秘密逗留了48 小時,周恩來與他舉行了 6 次總計 17 個小時的秘密會談。之后,基辛格才悄然離京,重返巴基斯坦并經巴黎回國。直到 7 月 15 日中美雙方才同時公開發表基辛格訪華公告,中美秘密接觸這一震驚世界的大事才公之于世。

      后來,基辛格在回憶錄中表示對這次秘密訪華深感滿意,他對周恩來的過人才智、光輝品格、保密精神和保密措施,以及在改善中美關系中所起的特殊作用尤為欽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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